叶晓阳是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2016年在密歇根大学念博士时，他随硕士导师、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一起，在宁夏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扶贫实验。这个项目后来被命名为“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他们希望通过信息干预，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减少高分低录现象。
2022年，叶晓阳通过公众号发布了高考志愿系列讲座，并组建了答疑群。讲座设计上，叶晓阳确立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信息与偏好，另一个是策略。前者包括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后者是关于录取概率和模拟填报。为了更精准地帮助考生，他还设计了一个报名问卷，填写完成后，才能获取讲座信息。
七年过去，现在的叶晓阳对高考志愿填报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他看来，一个最理想的填报制度，在于放开限制，让考生可以依据个性化的偏好从高到低排序到无限，而非被迫采用其他的策略和方法，造成“偏好的扭曲”。
2022年7月29日，叶晓阳跟南方周末记者谈了谈七年下来，他对高考招生录取的了解。在叶晓阳看来，近年随新高考改革而逐步实施的院校-专业平行志愿填报模式，大大缓解了考生分数和录取结果的不匹配，应该得到更广泛应用。
叶晓阳：今年还是很难，不确定的情况不少。首先，老高考和新高考中的院校-专业组模式（区别于院校-专业模式）志愿填报，对考生的相关知识和策略的要求都很高，滑档、退档、专业调剂的风险依然存在。其次，目前各地实行新高考改革的时间不长，考生缺少往年信息对照。新高考首年是最难的，可能出现更多高分低录或低分高录；次年第二难，因为大家参考的是前一年相对比较混乱的录取结果。
此外我观察到，一些省份的考生人数或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重庆今年选历史的人数变少了，而选物理的比较多，这使得两年的相同位次不可比；反过来，有的省份本科扩招，相同位次可能“更值钱”了。诸多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增加了。
今年比较受关注的是个别高校在一些省份录取断档，或者录取分数线有大的变化。在一些网站，有网友每天实时追踪和排名各个高校在全国的录取分数线。大家关注录取分数线，主要是以此代表学校质量。
叶晓阳：有两个问题。首先，分数线是录取的最低分，而非平均分或中位数，这就包含了某种运气成分，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健的指标，比如经常被提到的“大小年”概念，就是指录取分数的跨年波动。
其次，不同学校招生的专业、名额不同，录取分数线并不可比。比如部分名校为了提升分数线，会将优势专业与劣势专业的填报代码拆分。早期主要是将医学院和其他专业，以及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区分。现在划分得越来越多，比如有的学校会把农林类、地矿类等专业单列；就连医学专业，也有学校把临床医学和医护类专业分开。还有一些院校将多数招生名额放在提前批，减少普通批的招生名额，从而提前抢占生源，提高整体的分数排位。
我觉得过分关注录取分数线没有太大意义，尤其是很多大学以此作为自己教育质量的指标。在教育经济学里常常提到“增值评价”这个概念，大学之间要比的不应是入口或者出口，而应该是对学生人生机会与能力的提升。如果只依照平均高考成绩认定为好学校，那只会陷入好学校才能招好学生的马太效应。
当然，学生和家长也会慢慢去了解分数线之外的学校、专业特征，比如早些年绝大多数学生肯定是选择本科优于专科；现在大家可能发现垫底的本科未必优于靠前的专科。
从高考志愿填报角度，大学选择（包括专业选择）是多维度的，我更加鼓励考生从自己看重的维度衡量一所院校，而非仅以录取分数及排位。假若日后我们能看到大学的排名以增值评价为基准，我相信这会给教育带来很大的改变。
叶晓阳：以往我们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询问考生想填报什么学校专业和回答“填什么学校专业更好”上，这导致个性化辅导花的时间多、效率低。辅导内容也往往侧重于教学生填报策略，而忽视了启发他们去了解自我偏好。
今年，我重构了整个辅导流程，把决定偏好的过程交给学生自己，让他们大致思考完自己想学什么、这个专业学什么、学完这个专业想做什么这三个核心问题后，通过偏好、能力、前景三个因素来确定院校和专业偏好，再找我咨询最终的策略问题。根据这个框架，我重新准备了高考志愿程序清单、填报程序与方法，通过讲座，从零开始指导。在策略环节，我们将大量人工任务交给了机器，也重新开发了人工智能算法，力图做到“快准和有用”。今年项目获得了两千多个考生的支持，目前看来效果超过了预期。
南方周末：志愿公益辅导其实源于你和硕士导师丁延庆2016年在宁夏的项目，你当时还关注到高分低录现象。
叶晓阳：我和丁老师的团队过去十年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中国的教育扶贫。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往往是增强社会流动性、实现“因学脱贫”和教育扶贫的重要渠道。而现实中很多贫困学生却由于高分低报、高分低录，不仅错失了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还往往因为较低批次学校资助资源少、学费高、毕业前景较差而出现因贫不学、因贫失学以及因学致贫。
高分低录在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高分低录也并不只是贫困学生才会遇到，但贫困学生更容易缺乏信息和指导，出现的比例更高。近年来高分低录比例开始下降，一方面是高考录取制度改革（尤其是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另一方面是信息的可得性增加。高分低录是过去15年高等教育经济学一个重点研究题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重心都在如何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干预和帮扶，帮助他们进入更合意的大学和专业。
与教育领域的其他投入相比，比如招聘和培养优秀教师，有效的信息干预可能会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相似的效果，有很好的规模化潜力。
南方周末：有一些学者认为，高分低录现象是永恒的，有人报上理想的学校，势必就会有另一些人报上了非理想的学校。
叶晓阳：高考录取名额有限，想要实现每个人都按需分配短期内达不到。从这个角度看，不匹配一定会出现，但关键在于，不匹配的限度在哪。作为研究者，我关心的是如何从总量上降低不匹配，从分配上降低不公平。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同分考生都去同样的地方。比如，每个人在权衡取舍“好学校差专业”和“差学校好专业”上都有不同选择。另一个例子是，分析新高考模式的录取结果我们会看到，录取分数相同的学校和专业非常多（1分可能有100-300个），学生愿意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这就减少了志愿扎堆的可能性。
叶晓阳：今年有一个例子让我非常感慨。重庆的新高考模式下，学生可以填报96个志愿，一个物理类考了623分、2500名的考生，第一次填报没有被任何大学-专业录取，无奈进入征集志愿阶段。最终被录到苏州大学材料学专业——这个专业第一次录取的分数是584。
我们做个假设。假如TA（为保护隐私，此处隐去性别，TA指他/她）就想读材料学，如果填报合理，可以进入TOP20-30的985；假如TA就想读苏州大学，也可以选更热门的专业。退一万步来说，如果说TA的目标就是苏州大学材料学专业，也不用等着征集志愿，因为没人会预测到苏州大学材料学专业在征集志愿阶段还有录取名额。
因此可以推论出来，这个同学高分低录，一定是志愿填报策略出了问题。而重庆的新高考模式是非常优越的，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策略或思考。
叶晓阳：一个良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应该能够真正地表达、实现大家的偏好，而不是由于这个制度存在，而被迫采取其他策略和方法，造成偏好的扭曲。比如老高考院校-专业组模式下，学生是先被录取到一个大学（或大学-专业组），再被录取到这个大学的一个专业。那么学生面临几个重大问题：（1）想要冲一个好学校，但冲进好学校就要牺牲专业偏好；（2）可能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3）可能会因为不服从调剂退档，只能参加下一批次录取；（4）有的省份一个批次只能报4个学校，如何选。
而新高考院校-专业模式基本避免了上述问题，如果能再改进，就是继续扩大可以填报的院校-专业数量。一个最理想的制度应该是放开限制，让考生可以根据偏好，从高到低排位，甚至到无限。不需要考虑其他“冲稳保”策略以及分数定位问题。上个月我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合作开了一个在线讲座，我就呼吁所有省份实行新高考院校-专业模式；甚至使用大类招生的大学，专业分流也全面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但事实上，学生们究竟能否确定自己喜欢什么、能否确定最后的选择是自己喜欢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用长远视角看高考录取机制，比如关注学生在整个学习阶段的成绩、学生活动表现，甚至比较他们毕业后的去向、薪资。你认为用怎样的时间周期去考量一个研究目标比较准确？
不同时间周期的研究我都在尝试，从婴幼儿早期发展到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也在尝试做追踪式的贯穿研究。举个例子，我在和北大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的吴红斌老师合作研究如何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医生。在医学教育领域，我们希望能够连接中小学医学兴趣培养、高考志愿填报、大学学习、医师培养和医院就业，针对现实问题对症下药，通过科学研究的证据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这两年开始把重心从高考志愿后移到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发展。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如何激励大学生更努力学习。比如一个研究样本里，高考均分650分以上、进入排名前20的大学的学生，有不少第一年会在数学这一必修科目挂科，从而丢失了评奖、保研的机会。我们在想办法如何帮助这些学生。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挂科，因为上了大学放飞自我吗？后来如何去干预？
叶晓阳：学习成绩不好，传统观点会认为是能力不够；但这个特殊样本里，很明显所有学生都不会有学习能力问题。更有可能是努力程度不够。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或许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包括高中和大学学习模式不同，进入大学后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时间是直线下降的。
研究重心在于如何改进学校已有的帮扶系统和更好地利用行政管理资源，考虑一系列基于行为经济学和人工智能的方法，当然有的方法有效，有的方法收效甚微，还需要继续做更多研究。
而学生方面，我每年在高考志愿系列讲座的最后,都会邀请大学教师或年长的同学来分享大学生涯得失。来的人不同，但主题都是相似的：管理好自己，管理好时间，好好学习，去做自己感兴趣、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周末：志愿填报项目从2016年做到现在，也是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了，收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反馈？
叶晓阳：要想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其实是很难的。哪怕在讲座里强调了30遍不想去的专业一定不要报，但每次出录取结果后，总有考生跑来问，录到不想去的专业怎么办？面对这种结果我还是会很无奈和沮丧。
但也有很多正向反馈，我之前开玩笑，这个项目能坚持这么久，也是靠这些正向反馈在支撑了。比如今年在我最喜欢的论坛里，也被各位小同学亲切地称呼了一回“老哥”，也是很亮色的记忆。
叶晓阳：我们在不断改进AI系统。今年的新增功能是，考生把他们拟定的志愿表交来，我们会估计他上每一个学校、专业的概率，根据评估清单提出修改意见，识别出他的学校、专业偏好之后，再推荐一些他们没有填在志愿表里、系统判定可能更好的选项。今年在重庆的运用是比较成功的，AI预测需要有前一年的基础数据，但重庆新高考是第二年，前一年的数据比较混乱，原本我对预测的准确性还有担心，结果准确性很高。明年我们打算更大规模和在更多省份应用。这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