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多老师的近距离接触，是在1978年回到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戏文系教工党支部书记之时。
陈多老师当时50岁出头，是系里的骨干教师，我对他作了一次家访。一个阴冷的冬天晚上，因没有电话，我没有预约，走进了他的家门。他住在愚园路一幢花园洋房的三层阁楼里。我踏进他家，一股异味迎鼻扑来。只见房内生着一个煤球炉，上面架了一个铁丝做的网架，网架上烘着好几块尿布。炉子旁放一个低矮的小桌子，上面有一碟小菜，还有一杯绍兴老酒，一双筷子。灯光下，陈多老师左手端着酒杯笃悠悠地喝酒，右手则持一本线装书在品读。他在和我交谈的间歇，还要站起来，去翻一翻网架上烘的尿布。陈多老师没有想到我的来访，不好意思地说：“见丑了。”我心存疑虑：陈多老师已50多岁，为何还要为孩子烘尿布？他告诉我，这些尿布是瘫痪在床上的老岳母用的。雨雪天，尿布洗了不易干，只好“土法上马”。我深深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也对他的“回也不改其乐”和好学精神而心存敬佩。
陈多教授后来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他最早搬进了龙华的学院教工宿舍。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家住龙华》中写过：“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文中提及的“最达观的教师”，就是陈多教授。他仿佛是在随意说笑，其实，这说明了他对人生的得与失、生与死看得十分通透。在他看来，人的生，就要为大家做事；人的死，乃是人的奉献的一种结束。联想到2006年他病重时，学院领导到第六人民医院为他颁发“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终身荣誉奖”。他坐在轮椅上，吸着氧气，却中气十足地说：“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让我感到高兴。如果真能返老还童的话，我要继续为戏剧事业贡献力量。”
这几句是他的心里话。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多先生潜心于中国戏曲史、戏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戏曲美学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学养深厚。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中敢于争辩，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思想锋芒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他的理论研究既有精密细致的资料考证和逻辑推演，又显示了鲜明、独立的学术个性。没有新意的论文，他决不拿出去发表。
1982年秋，我从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进修结束回到学院，开了一门美学课。陈多老师当时已是系主任了。他来听过我两次课。他来听课，事先并不通知。待到两节课讲完，关掉幻灯机，拉开窗帘，才惊喜地发现陈多老师竟悄悄地坐在教室里。听完课，他除了鼓励之外，还指出我有两个差错，例如：“道观”的“观”，应当念第四声，至今印象深刻。
陈多教授在长达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桃李满天下，其中的佼佼者，如叶长海、王仁杰、罗怀臻等，已成为当代戏曲理论界和戏剧创作界的领军人物。在平时，陈先生又是一位谦和平易的长者，他于日常交往的点滴细节中，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和鼓励，则蕴含着对学生的深厚情感。据罗怀臻回忆，1983年，他还是江苏省一名淮剧团的演员，业余时间也尝试着编写剧本。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进修。进修班的班主任，就是著名戏曲理论家陈多老师。陈老师听说罗怀臻白天在进修班上课，晚上还要自修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课程，就对他说：“办公室夜间不熄灯，学生宿舍熄灯后你就到我的办公室看书写作，我给你配了一把钥匙。”罗怀臻自那晚起，学生宿舍熄灯后，就坐在陈多老师的办公桌前学习。第一晚学到深夜，口渴了，下意识试了试老师办公桌上的竹壳热水瓶，水是满的。打开壶塞，水是烫的。罗怀臻意识到，那是老师特意为他预备的一壶水，心头为之一热，再喝那壶水，就感觉到了一股注入身体的热量。早晨，他又满满地为陈多老师把热水续上。如今罗怀臻功成名就，想到陈多老师每晚为他留着的那壶热水，依然热泪盈眶。
陈多教授到了生命最后，还以积极态度和病魔斗争。他去世前一年冬天，我接到他从医院病房打来的电话。他开腔说：“听说你在做‘三讲’工作组组长，交通大学下面的医院归你联络。现在上海有家大医院正在试验一种治疗肺癌的新药，我自愿充当试药者，治疗有效，是我的福气，治疗无效，我也决不叹气。请你向六院推荐一下我这个老志愿者。”我劝陈多老师安心治疗，并打听了这种新药的试服情况，终因他病情已到晚期，回天乏力。历经磨难坎坷又达观潇洒的陈多教授于2006年6月16日因肺癌病逝。享年78岁。（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