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今年是大会首次颁发该奖项；另一方面，它代表着华人数学家个人最高荣誉。
初中时期，他立志“要把中国人的名字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于是，后来就有了他和张广厚一起命名的“杨-张定理”。
高中时期，他向往“中国科学院”，并把梦想写在了书皮上。后来，他不但成功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还在该研究所担任了7年所长，又与丘成桐共同创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
但只有他知道，这看似“畅通无阻”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付出和艰辛。
那个时候，学校整体的课程进度不快，只要课堂上认真听讲，就能很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再加上当时学校的课后作业不多，杨乐聪明，有时候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就能做完。这样的环境，让他有了充足的课余时间。
杨乐喜欢数学。于是，他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数学上。
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就翻出家里哥哥姐姐们的数学参考书，也不管自己和他们相差几个年级，抱着参考书，不是自学知识，就是大量做题，甚至自己尝试解决数学领域的经典难题。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学时期的杨乐，总共做了两三万道数学题。有记者拿着这个问题向他求证，他说自己虽然没有仔细统计过，但总数肯定过万了。
1971年，中国科学院开始恢复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杨乐和张广厚，也开始研究函数值分布论的相关问题。
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把所有经历都用在文献查阅、研究上。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杨乐每天都是在下班路上随便买一点菜，不烹不炒，简单凉拌一下就是一顿饭。
后来，张广厚患上视网膜炎，不能过度用眼。杨乐就一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文献研究工作，然后再和张广厚一起分析思路、讨论想法。
就这样，前后坚持了1年多的时间，最终发现了函数值分布论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的具体联系。他们的研究结果一出，立刻受到国际数学界的关注，而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杨-张定理”。
杨乐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让中国人的名字写在数学书上。
“杨-张定理”让杨乐名扬学界。不过，他在数学领域的造诣和锋芒，很早就开始显现。
这其中，离不开他的个人努力，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很好的“领路人”。
1962年，本科毕业的杨乐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备注：后经整合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了数学名家熊庆来教授的关门弟子、华罗庚的同门师弟，进行函数值分布论的相关研究。
熊庆来教授对杨乐说：我已年逾古稀，难以对你们有具体帮助，但好在老马识途。
在他的指导下，杨乐没有直接阅读函数值分布论的大部头著作，而是选了1本只有100多页的《毕卡——波莱耳定理及其推广》。这本书是值分布现代理论奠基人——奈望利纳的论著。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却提纲挈领，消化后就能很好地掌握这一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随后，杨乐又在熊庆来教授的指导下，深入研读了法国著名数学家——伐利隆的《亚纯函数的波莱耳方向》。这本书是伐利隆所开创的函数值分布论中一个非常深入，且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
有了这两本论著的基础，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很快，杨乐就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与正规族理论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1964年，他和张广厚完成了一篇有关全纯与亚纯函数族的论文，并发表在《中国科学》期刊上。而这项研究成果，圆满解答了国际函数论权威学者——海曼教授，在同一时期提出的研究问题。
他们的这篇论文，在当时及之后几十年中，一直被一些著名的函数论专家引用。
杨乐一直觉得，学界的许多基础研究工作，尤其是基础数学里的基础研究、学科内部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其发展的重要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学者的兴趣、思维和研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在数学研究上，个人的努力，可能比兴趣和天分都更重要。
杨乐非常喜欢给学生们讲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在他看来，他们两个都不是数学天才。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在对数学具有研究兴趣前提下，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才实现的——
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仅演算草稿，就能装满集麻袋；
钱伟长曾经被看作是清华大学最用功的学生，每天5点就起床学习。但华罗庚却每天起得比他还早，比他更用功。
杨乐院士曾说：“学习成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定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只奋斗一段时期，而要像跑马拉松一样，坚持不懈，不断进步，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就是他最宝贵的“成功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