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西南联大在短短数年中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其本身也成为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符号。
在书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联大化工系毕业生赵仲兴，联大政治系毕业生陈志竞等西南联大学子，亲口讲述了大量关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细节。
西南联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学术圣殿。师资团队堪称“豪华”，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张奚若等担任讲师；校友们毕业后，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各界了不起的人物，从这里走出了174名两院院士。
校友汪曾祺评价西南联大，“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
《最后的西南联大》内附一张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课表。从课表来看，外国语文学系的课程主要分为国内文学、外国文学和其他课程：
由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寅恪等教授《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左传》、中国通史、古代神话与传说等等；由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吴宓、闻家驷等教授英文、法文、英诗、西洋小说等等。此外还有微积分、普通物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联大校友们回忆，在哲学家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课上，最活跃的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数理逻辑学家王浩。金岳霖很喜欢他，讲着讲着常常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王浩站起来侃侃而谈，整个课堂就变成金岳霖和王浩两个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同一门课程往往是由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进行讲授。
政治系吴德鈜校友回忆自己的恩师、政治学家张奚若时介绍，张奚若从不照书讲，自己手里拿一个提纲，学生们就在下面记笔记：“他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先开一个书单子，让大家自己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张奚若也不会替学生定题，而是让我们自己选题目。”
教授们讲课精彩，学生也可以自由选听感兴趣的课程，还可以同时选修或旁听其他教师的课。
校友彭鄂英听过吴宓、吴晗等老师的课，她说：“吴宓、吴晗两位老师的记忆力令人惊叹，在黑板上写纪年，不用看书、不用看教案，要讲什么历史事件简直信手拈来。”
后来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联大校友夏士铎回忆，因为学校面积大、课堂分散，听完一节课后，赶到另一个教室得跑着去，“还有很多旁听的人占了位子，上课经常要站着听，站着记笔记。”
由于处于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师生们少不了因为日本飞机空袭昆明而“跑警报”。汪曾祺曾在书中写：“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一有警报，所有师生都马上往郊外跑。
在《最后的西南联大》里也有不少校友关于“跑警报”的回忆。夏士铎在书中讲述：“老师也跑到野外去教课，读书也不安心。轰炸之后，常看到街上死伤的情况，惨不忍睹。”
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氛围却极好。图书馆的门只要一打开，大家就蜂拥而入，没位置的人只好站着看书，或者去茶馆里，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在汽灯下做功课。
大一大二的学生时常考试，每个礼拜都有小考，此外还有更加严格的中考、大考，一个学期没有拿到一定学分就要被开除。校友彭鄂英回忆，即便考到59分，老师也绝不会“拉你一下”，所以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有八千多个，最后拿到学士学位的只有三千多个。
学生们住在由梁思成设计的学生宿舍里（因条件艰苦，其实就只是个茅草棚）。拉一块布当帘子，就算是一间。一个房间住一二十个人，还有教授以及印度、缅甸、越南来的留学生也住一起。大家用双层床把房间分割成一个个小空间，面对面住的四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中间摆一个箱子作为书桌。
东华大学的前身华东纺织工学院的筹办者之一、西南联大校友张文赓说：“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当时大家都坚信抗战会胜利，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学习都很努力，希望将来为国家做点事情。”
由于联大校友们都已年老，丁元元完成这部书便成了一件“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有些老人记忆已经模糊不清，有些老人已经没有了与人交流的能力，还有些老人没来得及见面就已驾鹤西去。1993年印制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在上海的校友有260多位，如今健在的老人已不足30人。
在书中，联大校友凌宏炜眼看着老校友们一位位离去，感到十分伤感，每年校友聚会，凌宏炜都会唱一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他说，这首歌是他们年轻时候流行的歌，又与校友们当下的情况很贴切。
在书的序言部分，丁元元写道：“每一次听到联大校友去世的消息，我都会非常难过，甚至恍惚很久也缓不过来……我特别希望能在每一位受访校友的有生之年付梓，但遗憾的是，很多校友已经不可能再看到它的问世。”
在丁元元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机械系陈昌洲校友的家人告知，老人已经在前一年年底去世；外语系徐渊校友，在联大七十七周年纪念的一个多月前去世；校友蔡国谟在访谈前不久离世，丁元元差一点就与他见上面……这将成为关于西南联大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