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教师，我的学生需要防性侵教育。我还是一名妈妈，我的女儿也需要防性侵教育。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讲什么，不清楚如何正确把握防性侵教育的尺度。直到遇见“女童保护”，才填补了我对儿童防性侵教育知识的空白。
2018年3月，一个周末，女儿的姑姑王春红录制“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考核视频，请我去给她做助教。因此，我与“女童保护”结下了不解之缘。
录制课上，我认识了“女童保护”，学习了系统的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程，也明晰了对儿童进行防性侵教育的意义。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儿童防性侵教育知识。
我是一名教师，我的学生需要进行防性侵教育。我还是一名妈妈，我的女儿也需要进行防性侵教育。但是我不知该如何讲、讲什么，不清楚如何正确把握防性侵教育的尺度。女儿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为她讲过预防性侵的相关知识。
而这堂助教课，却填补了我在儿童防性侵教育知识的空白。这不正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所需要的吗？！没有任何迟疑，我立即向“女童保护”提交了志愿者讲师考核申请，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志愿者讲师。
团队要求，讲师每次上课前，都要提前温课，以保证授课质量。而我温课的方法，就是上课前先给女儿讲一遍，让她听听有什么问题。于公，这是团队要求；于私，我也想讲给女儿听。
以前，我自己的防性侵常识是一片空白，经常因为担心女儿而陷入迷茫和焦虑，也时常会心神不宁，坐卧不安。
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不仅拥有了学习机会，还能亲自为女儿补上这一课，尽管她大学已经毕业了，但我依然觉得为时不晚。
从我成为志愿者讲师那一天起，我和女儿就经常在一起磨课。我时不时地把“女童保护”的课程讲给女儿，让她帮我检查我对教案熟不熟，是否自然流畅，表达是否严谨准确，表情、语气、理解是否到位。也因此，我们母女俩经常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磨课次数多了，自然而然母女之间的共同话题也就多了。当然了，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女儿能多了解防性侵知识，更好地保护自己，远离性侵害。而让我惊喜的是，女儿也经常和我分享她的想法和见解。
慢慢地，我发现女儿喜欢上“女童保护”的课程了。每次团队活动结束后，她都会问我上课的感受，课堂上有哪些问题，怎样解决，如何更好地上好每一节课，简直就是我的私人课程顾问。
后来，团队活动招募志愿者，我建议女儿报名做助教，去现场感受“女童保护”防性侵课堂的魅力。
课前，她帮忙悬挂条幅，组织学生就序；课堂上，她帮忙拍照，与学生们互动，维持课堂纪律；课后，她向学生发放手册，还抓住时机询问学生的感受和收获，瞅准机会向老师和家长宣传“女童保护”。
2020年8月，女儿也正式成为一名“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通过考核的那一刻，她激动地又蹦又跳：“妈妈，我也可以去给孩子们讲课了，团队啥时候有课呀，我先报名了啊！”看到她兴奋的样子，我也很高兴。
不仅女儿在成长，我也在不断提升自己。2018年，我不仅成为儿童版志愿者讲师，还通过了家长版讲师考核。2019年，我两次到“女童保护”总部进行考核，成为一名“女童保护”中级讲师和“拥抱青春期”课程讲师。
截至目前，我已为孩子们上过144节课，其中儿童版课程112节，家长版课程13节，拥抱青春期课程19节。女儿王钟堃已经为孩子们上过19节儿童版课程。
今后，我们母女俩将并肩作战，在防性侵的道路上，为孩子们的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曝出多起14岁以下女童遭遇性侵案例。2013年6月1日，全国各地百名女记者联合京华时报社、凤凰网公益频道、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及中青公益频道等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2015年7月6日，“女童保护”升级为专项基金，设立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下。
2018年2月，“女童保护”团队成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非公募），公开募捐继续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女童保护”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截至2022年6月底，“女童保护”已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志愿者数万人。通过与地方妇联、教育局、团委等部门的合作，培训当地教师授课，使得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宽。覆盖儿童超过653万人，覆盖家长超过71万人。此外，还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和讲座，目前各个平台上已有数千万网友参与。
在普及儿童防性侵知识的同时，“女童保护”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例如参与推动了取消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等；每年还发布全国媒体公开曝光的儿童被性侵案例统计报告和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为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填补领域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