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绍儒（1896-1990），字玉莹，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在黔兴里南街（今黔西市清毕路与县城南路交汇处）的一户书香人家。其父熊朝滨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官至四川省兴全县知州，民国四年（1915）弃官回贵州，任贵山书院副院长，参与编修《贵州通志》，晚年回乡在县城东郊创办印山书院（今黔西市水西广场处），常与诗友聚会吟唱。
熊绍儒聪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五岁时在县城中街黎斗恒（革命烈士黎又霖父亲）家私塾馆就读，因其勤奋学习、遵守规矩，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他于1912 年到贵阳就读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进模范中学学习，1921年中学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学习。
国立东南大学是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而成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之一（时称“北有北大、南有东大”）。该校由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人联合创建，在中国大学中最早设立了生物系（郭秉志任教）、地学系（竺可桢任教）、数学系（熊庆来任教）。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并入后，国立东南大学设置5科28系，学科之齐全居全国之首，被誉为当时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堪称当时中国综合性大学之典范。国立东南大学坚持兼容并包，推行民主治校，实施“三育并举”，倡导“四个平衡”，一时俊彦云集、校誉日隆。国立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四字校训可概括为“四立”：立德、立业、立信、立境，即完善自我以立德、服务人类以立业、坚持真理以立信、追求卓越以立境。
郭秉文提出了以诚为训、以德为高、“德、智、体”三育并举的育人目标。“三育并举”是国立东南大学的一个育人指导思想，即育人的理念和目标。这一思想以培养学生完善人格为办学标准，要求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郭秉文对“德、智、体”的标准、实施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也吸取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在1924年所撰的《中国的商科教育》一文中，郭秉文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发展商科教育的主张。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学校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铺平道路”。他认为，“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由此，他在学科设置上，主张文理并重、学术并举；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在学术视野上，倡导面向世界、促进交流。他因此提出了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这一办学方针，突出反映了郭秉文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并把国立东南大学办成当时中国唯一的综合大学的办学理念。郭秉文的办学方针则可以概括为一个“平”字，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毫无疑问，“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不仅对于今天综合大学的建设依然适用，而且对于非综合大学的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国立东南大学学习毕业后，1924 年熊绍儒回到家乡，任黔西县劝学所所长。劝学所为官署名，是清末地方推广教育之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各府、厅、州、县均置，设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理），由提学使委派充任。选本籍绅衿若干充任劝学员，负责遵照奏定学堂章程，劝办小学，以逐渐推广普及教育。宣统二年（1910）改为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之辅佐机构，设劝学长一人，兼充县视学。劝学即勉励人学习，《左传·闵公二年》曰：“敬教劝学，授方任能。” 孔颖达疏：“劝民学问。”《史记·儒林列传序》曰：“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劝学所在民国初年被废除，1915年复设，惟章程有修改，1922年改为教育局。在任劝学所所长期间，熊绍儒联合县城有名士绅创办了黔西县第一所男生小学，并亲自兼任校长。
1925年，熊绍儒受贵州省教育厅聘任贵阳男师和一中教员，1926年任省教育厅科员。当时的黔西人民贫困、教育落后，他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多次向黔西县长、地方知名人士和省教育厅提出创办黔西初级中学的建议，几经周折，省政府于1926年9月30日批准开办黔西县立初级中学，委任熊绍儒为首任校长。创办之初，黔西县立初级中学仅有学生90名，分男两班、女一班。因经费不足，他便带部分学生到米市坝帮“打斗”（当时市场卖米不是用秤称按斤两计价，而是用升和斗量），获取工钱弥补办学。在参加社会活动中，他还积极宣传和提倡文明结婚、废除新娘坐花轿和大宴宾客等旧俗。
1928年，省政府调他任省立贵州大学学监，兼教伦理学和统计学。1930年调任教育厅科长，1933年调任甘肃省固原县府建设科科长，后调任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译股主任科员。1936年，他回任贵州省教育厅科长后，积极为家乡教育事业说话，1938年省教育厅将黔西初级中学改为省立黔西中学（后改为黔西第一中学），校址在黔西老城中心大府坝左侧（今黔西二中处）。他还为省立黔西中学募捐得一批图书，请博学有识之士商议制定校训、校风、校歌。国立黔西中学的校训为“明德正行、精微致远”，校风为“敬业、严谨、博学”，校歌歌词为：“梅花开罢海棠香，桃李春风华满堂。印社狮山，拥书万卷。群英翠拔，矞矞皇皇。从来匹夫天下共兴亡！况值国家多难，正好兴邦，积储栋梁。”黔西中学优良的学风和光荣的传统代代相传，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培育了一代代莘莘学子，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大批合格学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成绩斐然，曾多次受到国家、省、地教育行政部门表彰。
1940年初，熊绍儒调任务川县长，上任后重视该地教育事业，邀集士绅商议办学。1940年春，他用县城文庙作校舍在罗峰书院旧址创建国民学校，名为罗峰中学，同年9月亲自到省教育厅办理手续，经民国贵州省教育厅批准，正式命名为“务川县初级中学”并任命熊绍儒为校长。1943年至1944年，他调任甘肃省民政厅科长。1946年秋，他回贵州任省立清镇中学校长，选聘优秀教师执教，提高教学质量，邻地学子到清镇中学读书者大增。次年，清镇中学增办两年制简易师范班，又办附属完小供师范生实习，为当地培养了师资队伍。在清镇中学期间，他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进步活动。1947年秋学校在欢送应届毕业生时演出进步话剧，县警察到场捣乱且抓走3名学生。他支持同学们集队找警察局长和县长说理，又电请省里派人查处，终于迫使县长释放所抓学生、向校方道歉、表态撤警察局长的职。学校里有进步教师和学生数人，他在工作中利用各种方式方法为之作掩护，为前任校长密藏《资本论》和进步书刊。1949年清镇解放时，他配合接管人员保护学校资产和县政府物资，协助解放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安定民心。
新中国成立后，熊绍儒留在清镇中学任教，1951年调任贵阳专署文教科视导员。贵阳专署迁贵定后，他受派筹建贵定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1957年他已逾花甲，本可退体，但他认为自己身体可以再为学较出力，便改做学校图书、邮件管理工作。他不论担任何职，都和善待人、积极工作，1981年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和当选为贵定县政协第一届政协委员，参与政协活动中尽义务为政协委员修改诗文稿，回忆和查阅资料写出两万多字的《解放前贵州教育见闻》（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3辑）。他参观敬老院后作诗曰：“鳏寡孤独各所得，千载传诵徒空谈。而今敬老建新院，另有孤儿入芳园。党群关系真备至，今昔暖冷已昭然。我亦古稀休言老，步公后尘乐晚年。”他老而乐观，在八旬寿辰时作诗抒怀：“谁谓七十古来稀，而今八旬何足奇。社会新制泽老弱，便到百年也可期。”1977年退体后，熊绍儒仍为学校奉献余热，不取报酬担任校办工厂的会计兼保管员近两年。1982年应邀参加黔西一中65周年校庆，作贺诗曰：“回溯筚路启丛林，屈指六十有五春。狮山余荫开学府，涂寨新楼继弦声。十年树本早成器，万世英才似繁星。秋高气爽归来日，满园桃李倍欢欣。”他满90岁后，教育部门特批每月补助“保姆费”聘人照顾，他甚感动，常教育子女好好工作。他多次交代逝世后火化，丧事从简，不收礼不办酒席。1990年12月，熊绍儒病逝，享年94岁。（作者系黔西市政协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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