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百年前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建筑群与今日的苏州河美景相融，长约900米的苏河华政段成为上海“一江一河”中，又一段独具特色的滨水岸线。 邢千里 摄
1909年，末代皇朝跌跌撞撞熬到了20世纪初叶，一场翻天的变革即将来临。3岁的小皇帝刚刚登极，民心思变的预期与日俱增，举国上下探寻改革的新风气日趋主流，并且毫无悬念地影响到了西医东渐的走向与局面。
是年9月，中国医学史上资格最老、质量最好的医学杂志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博医会报），特意做成全面介绍中国建制化医学院的专刊，着重展示大江南北13所主要医学院以及三所代表性的护士学校。这13所医学院是：
其中，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资格较老，建制规范，有关介绍详尽，图文并茂。作为学院的形象代表，早期学生中的佼佼者刁信德、颜福庆等人，课堂求学照片被印在了这本影响力甚隆的出版物上。令后学甚感意外的是，这几位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性代表，早在清朝覆灭之前，就已经以削发西装的朝气形象出入校园，成为同堂师生中间的一道亮丽风景。换句话说，圣约翰医学院中有一批师生，自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面向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要知道，那时这批年轻人，不过20岁上下。
圣约翰医学院的人体解剖教学现场，就设在梵皇渡校园的格致楼，与其他专业包括文科同学共处一个校园。这栋经社会各界募集3万美元，花费一年时间修建的崭新大楼，各层分别安置了化学、物理和医学专门教室。1896年起，上海圣约翰书院携手同仁医院，尝试建制化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1899年，刁信德、颜福庆等第二批学员入校时，恰逢大楼落成，在医学院接受与世界一流大学同步的正规化训练。
每次解剖课开始之前，医学院的助教和工友们，悄悄地将作为大体老师的尸体，用人力升降机运抵教学大楼人迹稀少的顶层，安置在巨型天窗下方的解剖台上，此处可谓国内建制化医学院拥有的最早的解剖教学区域。彼时，向学生教授惊世骇俗的人体解剖课程，因涉及诸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等礼教文化和传统医学的千年禁锢，在晚清社会尚未达到可以公开张扬的地步。
此前，本土学者中也不乏致力于以一己之力，寻求传统医学突破途径的探索，其代表包括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和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虽然所涉解剖学讨论肤浅，学术价值有限，但毕竟点燃了探索革新精神的火苗。
因而，人体解剖课程即使在学风开明的圣约翰校园，鲜为周有光等其他专业学生所知，并不令人意外：“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周有光、马国川 《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圣约翰大学的人体解剖教学模式，与目前保留下来的1880年代纽约女子医学院的教学实景类似，到了稍晚的20世纪初，包括我国南通等地的地方性医学机构，也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体解剖教学工作。
选修大体解剖课程的学生们，在教师的指点下，依据经典的《格氏解剖学》，对照人体标本认真学习研究。这种属于医学院的小秘密，恐怕要一直延续到周有光上学的20世纪20年代。
研究颜福庆的早期人生与人格养成，颜氏第三代的杰出代表、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的英语自传（纽约圣约翰大学1974年首版），这部写作于1946年的一手史料，值得参阅。家族人物关系与家庭生态，揭示青少年时期的颜福庆，一定程度上也算苦孩子。比较家族同辈兄长，小福庆亲情上缺乏依托，教育机会更无法与堂兄们比肩。颜惠庆自传及所附日记（商务印书馆汉译本2002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符，竟无一字提及堂弟颜福庆。
颜福庆的生父颜如松，是圣约翰书院同创人颜永京的同胞小弟，二人同为美国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 OHIO）毕业生。颜如松罹患伤寒病故时，其长子颜福庆只有2岁。两家虽为叔伯近亲，但失去了父爱的颜福庆一脉，生活依靠与生存环境，与长房显然存在巨大差异。虽然伯父尽其所能，照料着只剩孤儿寡母的弟弟一家，但颜永京1898年去世时，颜福庆刚刚16岁。伯父去世后，长房族人能继续体恤颜福庆一家的衣食冷暖，已属人情难得。
堂兄们18岁后，均直接赴美攻读大学，但颜福庆无缘继承颜氏家族男丁成年后立即留学海外的精英传统。“为了保障我们的教育费用，全家过着节俭的生活。父亲曾对我们说，他不能许诺留给我们任何财产，但保证让我们受到最好的教育。”颜惠庆回忆，“为了实现父母的遗志，我设法安排妹妹到美国佛吉尼亚州斯图尔特学院就读。最后，她毕业于器乐系，而且获得了金质奖章。”
显然，过继给长房的颜福庆，起码在教育机会上未获得同等待遇。同胞兄长可以想尽办法为亲妹妹的学业打点，但作为堂弟的颜福庆就没有这份幸运了。不过，他能顺利升入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比起当年的其他年轻人，已属不幸中之万幸。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生存，颜福庆从小体验了人情与世故，深晓只有具备自强发奋的心理素质，靠自己努力来追赶与堂兄们的事业差距。
颜永京一家老小，原居虹口美租界，即如今外白渡桥北岸的中心地段，坐落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交界处，属于美租界中心地带的浦江码头片区。往南一里许，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的三角滩上，几百年来矗立着作为军事要塞的“芦堡”，数年前被英租界用作领馆属地。
而颜如松的小家庭远在郊外的江湾镇，城里与乡下，风情截然不同。“江湾镇有一条小河，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都要举行龙舟竞渡，盛况空前。叔父一家就住在这个镇子上，他是当地教堂的掌教。青少年时期，我们常去镇上游玩。虹口地区虽然有马路和新建筑，却是一个鄙俗的去处”。声称此处“鄙俗”，显然是数十年后功成名就、曾贵为政府总理的外交精英颜惠庆，自诩脱俗不凡。
堂兄颜惠庆比颜福庆年长5岁，从出生开始，就浸淫在完全不同于沪上一般民众的西式家庭。“我们家的家具、陈设和装饰，都多少有些外国化了，饮食也中西合璧。从孩提时代，我们就习惯于欧洲的备餐、用餐方式……他（父亲）曾带我们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战舰，参观由美国朋友经营的早期造纸厂，以及上海自来水公司。遇到马戏团来沪表演或上海业余剧社演出英语话剧，我们都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前往观看”。
来自乡下的幼童颜福庆，7岁开始从沪郊的江湾，寄养到沪西的圣约翰校园，在颜家大宅里开始学业与生活。他的农家口音、西式熏陶和知识储备，一开始就与比其年长许多、已成风流少年的堂兄们格格不入。平日里，游戏中的孩子们没有用沪语调戏他，已属万幸——“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
命运的安排，让颜福庆无缘从小过上与堂兄们一样的西式启蒙生活，但自寄养在伯父家后，梵皇渡圣约翰校园里浓郁的西式文化气氛，也足以潜移默化，开阔这名沪上少年的见识。
作为学者的颜永京回国后，在家里设置了一个私人的英文图书馆，这是晚清时难得的精神粮仓，满足了颜氏老少两代的文化需求。1890年代，堂兄们成人出国后，颜氏大宅里的颜福庆自然可以拥有、独享这批类似百科全书的难得的瑰宝。这里不光有神学著作，还有《哈泼斯周刊》《论坛》《普克》《法官》《圣尼古拉斯》等期刊。更重要的是，不乏托尔斯泰、狄更斯、萨克雷和司各特等文学大家的作品，包括《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史》《爱迪生全集》等涵盖科学与历史多方面的著作。自幼学习英语的颜福庆，可以吸取到比同时代年轻人更多的现代化养分——颜永京与妻子生育了四儿一女，在校园里与几户美国家庭相邻，大家请了一位美国家庭女教师，为孩子们教授英语，同时参与教会的唱诗班活动。中国最早的女学校长黄素娥与圣约翰卜舫济校长成婚后，也在家属区带领孩子们一起唱歌，说不定颜福庆就是其中的一员。
颜永京主持上海圣约翰书院日常事务期间，恰逢华夏历史上首批公派留学百人团计划半途而废。朝廷罔顾该团旅美近10年、约60位同学已升入全美各大学的现实，下令所有成员立即中断学业，集体返回大清皇土，以杜绝他们继续在大洋彼岸被西方文化濡染，虽有一技之长、难为朝廷所用的后果。
作为老一辈旅美留学先驱，颜永京珍惜归国留学人才，及时聘用回国后一时难以找到称心如意职位的年轻人，来圣约翰书院担任教职（每月薪金约30两银元），直到他们在宦场或商界找到较优厚的位置。旅美归国的年轻教师，引进运动操练课，演唱西方歌剧，与外籍人士搞体育竞赛、过圣诞节……这是与颜福庆在乡下时，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不一样的有趣活动。
颜氏长房长孙的大哥，从美国学成归来，更是给圣约翰带来一时轰动，他不仅带回了流行乐器吉它和美国校园歌曲，还有时髦的自行车。他同未婚妻外出散步，在月光下携手依偎，这样超俗的做派，在1880年代末的上海，简直惊世。尤其是他们的婚礼，新娘根本没有戴盖头、坐红轿，美女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大方，优雅，迷人。千年的禁锢，就是这样被年轻一代慢慢突破。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颜福庆选择从医的最初动机，但颜氏家族的西医情结，无疑应该对青少年时期的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潜移默化以致成其终身事业。生父罹患伤寒英年早逝，这也是颜福庆一生的伤痛，直到颜福庆设立上海医学院，如何预防和控制伤寒的公共卫生危害，依旧是医学难题。切肤之痛转化成事业动力，作为公共卫生先驱的颜福庆，可以告慰先父了。
颜氏家族的世交长辈吴虹玉，是上海同仁医院，也就是圣约翰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从13岁起，他求学于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创建的西式学堂，其新校舍就设在颜永京的虹口祖居附近。七年的学习让吴虹玉英文流利。1854年，美军萨斯奎哈纳号舰艇访沪，舰长居然满足了吴虹玉的夙愿，允许他穿上水兵服，以随舰军医侍从的名义一起出发。
将近一年的海上行程，让编外军士吴虹玉迅速领悟医疗技术，其机灵劲儿深得舰上军医喜爱。抵达费城军港后，他把吴虹玉带回家乡定居。吴虹玉旅美九年，熟悉多种行业技艺，甚至从军参与南北交战，成为最早加入美国籍的华人之一，深度接触并理解西方社会。1864年，具备了相当开阔的现代视野和工作经验的吴虹玉回到故土。
1867年，吴虹玉从100美元开始，在虹口筹建小小的同仁医馆。他利用种痘防疫和小病诊治等手段，在虹口北面的江湾、宝山、嘉定和太仓地区一边行医一边传教，成功地为教会快速招募了大量的信众。1887年，吴虹玉在《博医会报》创刊号上，以《行医可辅传道说》为题，点明其最初的创业成绩，“仆任美监督会传道之职，宣讲之下兼习医理，迨传道内地，即本生平所得者以疗治各症，自觉颇有胆识，不至毫无把握，计在江湾等处十余年，嘉定三年，疗人之疾近则左右二十里远，由百里而来者共有三万余人”。
1880年，吴虹玉向本地华商募捐银洋上万两，正式扩建同仁医院。他聘请老校长文惠廉的长子文恒理医学博士，出任医院院长，全面升级硬件设施和专业人才。1904年，在美国传教医生杰夫瑞（W. H. JEFFERYS，MD）家族的资助下，同仁医院在原址落成沪上最豪华的医用大楼，其医疗实绩超越了老资格的仁济医院与公济医院。
颜永京应邀在医学院任教时，发现汉译赫胥黎《生理学》一书十分不准确，结果只好自己动笔，全部修订这部教学资料。他对心理学情有独钟，致力于翻译引进中国首部心理学专著，兼职讲授生理与心理课程。对时兴的生物进化学说，除了自己潜心钻研外，还不失时机地向学生传播新知识。
颜永京的妹妹，也就是颜福庆的姑妈，与旅美勤工俭学回国的曹子实成婚。姑父行医施教，在苏州与来华传教医生们逐步做大做强了东吴大学医学院，这对颜福庆也有不小的影响，最终促使他成为颜氏第三代中，唯一继承上辈们从事西医事业的后生，并且誉满后世。
学医执业一直是所有科班训练中，耗时最久、学业最难的领域。圣约翰医学院与国际接轨，书本课程修完后，并非意味着诞生了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马上独当一面行医执业，而是还需要大量临床实习、进修。颜福庆和刁信德等早期医学院毕业生，走出课堂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实习进修领域，以后在职业领域内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在晚清流行的图画新闻中，媒体热衷报道医学相关内容，披露不少医学人物的动向。同仁医院新大楼落成，图画新闻这样记载，“同仁医院……有西医及弗克立埃君，华医谭以理、俞凤宾、刁信德……院中有看护妇”。文中提及的三名华人医生，都是来自圣约翰医学院的早期毕业生，一边在同仁医院接受住院医生训练，同时还在大学任教。查阅圣约翰大学原始档案，谭以理（ELI DAY, M.D.）在医学院担任外科讲师，刁信德（S.T.TYAU, M.D.）则在医学院担任皮肤病科讲师。这是有史以来，圣约翰医学院首次将其优秀毕业生聘为正式教师。而俞凤宾则在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出任校医兼任生理学教学。
与颜福庆同级的谭以理和刁信德， 1899年入学，1903年毕业，理应同时在同仁医院继续深造。但这些早期四年制的学生，毕业之初均无缘获得医学博士M.D.学位。为此，颜福庆1904年赴耶鲁大学，重新进入医学院学习，直至1909年获得M.D.学位。反而比留在圣约翰医学院和同仁医院继续工作与进修的同学，晚一年拥有医学博士头衔。
从1906年开始，圣约翰医学院按照美国法律重新注册成5年制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同仁医院的老同学们，通过增加一年的正规学习和毕业考试，于1908年获得等同于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圣约翰的首批MD中，包括了1903年入学的毕业生俞凤宾。
圣约翰医学院因为严格执行美国教学标准，获得美国大学的学历认可，欢迎其毕业生前往深造。目前资料显示，刁信德和俞凤宾两位毕业生成绩优异，他俩成为去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深造的第一批受益者。
这个时期的颜福庆，先远去南非出任矿医，继而在耶鲁大学继续深造，晚清媒体报道时，并不熟悉这位年轻的医生。
颜福庆被国人了解，要在30岁左右，当他从美国学成归来，任职湖南雅礼医院时，分别于1912年和1913年，在《博医会报》上发表与医学有关的文字。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属于工作统计年报，欠缺理性分析与思想内涵。
比较起来，俞凤宾留学宾大医学院期间，于1913年在美国《人类进化学》杂志上发表高质量论文，及时提出了医学救助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关联，其素材源自他1908年毕业后，任职中国红十字会期间的现场体验。文章主旨与国际人文医学大师威廉·奥斯勒提出的医学人文精神近于同步，具有相当超前的学术价值，也与是年伦敦举办的第17届世界医学大会上国际同行们主张的医学理念吻合。文章记载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俞凤宾率领一支以南洋公学学生为主的红十字救护队伍，直奔南京战役现场急救。在关键的紫金山战斗中，俞凤宾惊奇地观察到，敌对双方的一线官兵，几乎都在朝天空放枪炮，人心向背由此可见。
称颜福庆为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活动家，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定位是准确的。1915年，颜福庆从英国再次进修回国后，广邀国内医学同仁，商议并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呼应者众，其中不乏比刚届而立之年的颜福庆学术资历更深者，也有同时出道的同学校友，可见其社会活动能力。
中华医学会中有年前正式率领中华民国医学代表团出席史上最大规模的伦敦第17届世界医学年会，因成功防控东北腺鼠疫而在世界公共卫生疾病防疫界崭露头角的伍连德医学博士。还有一批1890年代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在国内行医救人的康爱德、石美玉等前辈医生。同仁公推伍连德担任第一和第二届中华医学会会长，俞凤宾和刁信德后来相继出任第三与第四届会长。每届任期两年，执行选举制与任期制，从制度上确保中国医学共同体发育有序，健康成长。
1926年之前，颜福庆在位于内陆要津的长沙的雅礼医院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工作生活十几年。他立足这块清末民初政治风云变化最为动荡的土地，与来自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人物打交道，开展并实现自己医学梦想，以扎实成果证实了自己的政经谋略。
游历在医学与社会之间，颜福庆终于变得成熟老练，一旦回到故乡沪上，更加如鱼得水。此刻，天时、地利与人脉，聚集在已届中年的颜福庆一边。1927年，他筹建的上海医学院顺利面世，而刁信德博士，正好出掌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即如今华山医院）。当年的同窗一拍即合，决定由新生的上海医学院，牵手年长20岁的老牌医院，成为其第一家教学医院，携手将近一个世纪。
由刁信德博士出任院长的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向上海医学院及其附属的医疗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如今，颜福庆当年的同学校友，已经繁衍出第四代与第五代医学后人，以俞凤宾为例，其后裔先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如今都已成为国内外医学名家。
[医史循证]是方益昉在笔会的专栏，本文配图除说明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