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毅滨先生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个人陈述”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他说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康毅滨先生说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主要是看看学生的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康毅滨先生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
康毅滨先生说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的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康毅滨先生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他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来，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迷茫。
普林斯顿相信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但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常常是另一种心态：最好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保证可以做出来成果的课题。
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出来了就能拿高分。然后呢，就想靠这个课题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较弱，功利心比较强。
实验室是一个团队工作，有人发表论文，本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一些中国学生往往有些闷闷不乐，似乎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有时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瞥，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
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
康毅滨先生说这些学生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
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
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