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根据我们的预测，假设仍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减缓、物质资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时期平均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时期7.6%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2%。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固然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重新思考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借鉴相关的国际经验教训，结合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将揭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
一.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
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都表现为社会总产出（GDP）的一个特定损失。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无疑是提醒人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根据“趋同原理”和东亚经济体的经验，他认为，中国通过加大投资刺激需求，，2011）。撇开一些从“回归均值”假设出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格外悲观的预测不说（如参见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8%的增长潜力与本文作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判断相差大约1—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3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判断意味着GDP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的差别，因此，与此相关的争论可以具有“万亿元之争”的显著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低于其潜在增长能力，研究如何填满这个“奥肯缺口”不啻为十分重要的话题。
问题在于，与作者所做的估算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例如，作者估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参见图1）。采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验证经济发展阶段，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也可以较好地解释减速的原因。
不仅如此，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本文作者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可以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效果，也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2个百分点，改革红利颇为不赀（Lu and Cai，2014）。可见，托宾把“哈伯格三角”与“奥肯缺口”相对立，与当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的性质如出一辙。
无疑，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例如，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更快增长的生产率，都可以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其购买能力，实现“萨伊定律”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增长可以放宽家庭的预算约束，使原来消费不起的产品数量成为可能，投资扩大导致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强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不过，对中国来说，实实在在的增长源泉来自改革对生产要素供给、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创新动力的激发，因为需求因素向供给因素的转化是有约束条件的，因而是有限的。
首先，消费需求可以完全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封闭经济，即在不考虑进口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外竞争者仍然可以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则这个消费需求的扩大还不能转化为潜在增长率。例如，中等收入者和富裕群体具有足够强劲的能力购买高质量生活用品甚至奢侈品，但是，国内生产者却无法以可接受的性价比提供，因此，至少在短期内，这种需求尚不能转化为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因而也不能提高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其次，投资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产能过剩。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许多产业存在规模庞大的产能过剩，并且因此积累了金融风险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扩大只能诱导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潜在增长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由竞争性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需求，在特定的阶段上，对以往的基础设施欠账给予补课是必要的，甚至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也是可行的，但是终究要以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为限度。
当我们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时，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已经显现出来的现实，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或生产率驱动转换，是预期达到的新常态目标，而结构调整则是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唯一途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
因此，为了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遵循库兹涅茨演进方向，或者说必须是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潜在的危险，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违背生产率提高方向，甚至成为逆库兹涅茨式的，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逆流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由于改革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是资源重新配置，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接近一半，一旦出现逆库兹涅茨变化，生产率增长速度将显著减慢，潜在增长率进一步被抑制，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就会加重。
首先，人口转变趋势导致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各种研究都表明，农民工的增量主要来自每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少年，大体上可以由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代表；而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开始返乡。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户籍在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形成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例如，根据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16岁（大约为初中毕业）到19岁（大约为高中毕业）的农村人口，2015年为3513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458万。事实上，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下降到2014年的1.3%（图2）。
观察图2显示的潜在和实际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变化及其关系。在2014年之前，两者都呈现增长的态势。根据预测，16—19岁农村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将进入负增长。与此对应的是，外出农民工的人数逐年减少，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实际上，这一趋势背后的农民工人口特征变化早已显现。例如，在2008—2012年期间，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已经从30.0%提高到40.7%，同期4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下降，其中16—20岁农民工所占比重从10.7%下降到4.9%。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同一现象。如果我们用城镇常住人口减去城镇户籍人口，其差额便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根据相关数据计算，2014年在城镇的常住农民工，（新进入的）16—20岁的人数为1411万，（临近退出的）40—45岁人数为2706万。根据图中揭示的以往两者变化之间的关系，外出农民工数量是否已经或者在不久之后达到峰值，进而也进入负增长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希望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完全遵循人口变化所规定的轨迹，则必须在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即通过改革延缓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供给的拐点。
其次，经济周期使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和工资持续上涨，引导农村青少年在初中毕业后（甚至许多人从初中辍学）匆忙加入非农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与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的行业，这些行业现实地或者潜在地存在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风险。如果遭遇经济波动，这些农民工将遭遇周期性失业的冲击。由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技能要求，根据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几乎对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导致周期性失业高企。进一步，由于许多国家青年就业者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不足，形成与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不相匹配的情况，失业得以延续。直到2013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水平，仍然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高1倍以上。
中国经济已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在农民工尚未获得失业保险等城市社会保障覆盖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的进展状况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口特征，使得他们已经无法利用农业作为其就业蓄水池，所以，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变动和社会风险并发的现象一旦发生，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将丝毫不亚于在欧洲所表现的严重程度。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产生的做大蛋糕效应，通常具有抑制或缓和社会风险的作用；或者反过来看，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经济增长发生一定程度的减速也容易应付。而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经济增长减速与社会风险的同时发生。
第三，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消长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速减慢，特别是与劳动力成本提高有关的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以及与房地产降温有关的建筑业增长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长相对快，比重有所提高。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第三产业，例如，从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来看，2013年第二产业为1.45，第三产业则为1.22。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产业转移，产生劳动生产率总体下降的效果。从根本上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例如，如果是随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从直接制造过程的产前和产后两端衍生出生产性服务业，其发展表现为技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行业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必然较高，而且是创新驱动的结果。相反，如果是制造业相对萎缩导致工人转向低端服务业，或者仅仅是“营改增”造成的统计口径的变化，则不会产生库兹涅茨演进效果。
保持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库兹涅茨演进方向进行，通过结构升级优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和比较优势变化方向，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实现的，既包括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包括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人为保持夕阳产业或想当然地选择新型产业，或者维系僵尸企业，都是违背生产率原则的。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经显著地削弱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减慢，导致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迅速上升。数据分析显示，中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即中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了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
此时，发现和获得新的比较优势，政府职能固然不能忽视，更重要的则是，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意味着必须容忍能够淘汰落后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增长速度下降。与此相关迫切需要的改革，是着眼于给企业制造竞争压力，促使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出去，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防止制造业过早、过快地流到具有潜在人口红利优势的国家。
传统的东亚发展模式可以用“飞雁模式”来概括，即作为领头雁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借助国际市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资则转向其他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皆是如此。然而，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并且区域间有着巨大发展梯度的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些特征和优势，使得中国未来的发展完全有条件突破传统的东亚飞雁模式。首先，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国内版飞雁模式，赢得调整的时间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继而在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同时，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图片，把“中国制造”比喻为一条技术复杂度越来越高的巨龙。这其实预示着中国从飞雁模式到飞龙模式的创造性升华。
曾任世界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青木昌彦教授，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Aoki，2012）。其实，从实证研究看，不必等到库兹涅茨发展阶段之后，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各种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都得出人力资本具有的显著贡献。未来人力资本仍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我们的计算表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未来为中国贡献大约0.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Lu and Cai，2014）。这个贡献幅度对于一个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旨在努力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数字。
而且，这里所说还仅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大多数利用增长账户或生产函数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一般都只是用教育数量指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得出的结果都很显著，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都不是很大。经济学家马纽利等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一旦考虑到教育的质量，人力资本便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完整且充分的解释变量，其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还大（Manuelli and Seshadri，2005）。可见，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从数量上提升教育水平，关键是增加新一代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一般来说，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大幅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依靠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则在于以何种教育模式，以怎样的效率，教授学生什么知识和能力。一般来说，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操作性职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把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然而，当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条件下，对只有通过通识教育才能获得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乃至非认知能力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模式选择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比例应该如何确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国数据时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义。
首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人均收入与职业教育相对比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按照这个统计“规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职普比）平均为0.52︰1.00，而中国的该比率高达0.80︰1.00。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形成过高的职普比，则意味着中国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仍然较低的时候，就过度发展了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侧重通识教育、培养学习能力和就业的软技能，有利于培养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中善于适应和调整的劳动者，以及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善于创业创新的人力资源。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政策力度应该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到产业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发展新阶段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其次，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许多以具有发达的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近年来职普比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在1998—2012年期间，高中阶段职普比在德国从1.82︰1.00下降为0.93︰1.00，在韩国从0.67︰1.00下降到0.24︰1.00。这种趋势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经济学家埃克豪特等人（Eeckhoutetal.，2007）发现，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也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分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从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时，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科学、技术、设计和管理等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
中国在进入并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会诱导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一是转向创新驱动的迫切性提出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下，上述变化给中国带来特别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替代劳动，机器设备替代劳动者也好，老一代机器人替代劳动者也好，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过程通常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以便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相适应。但是，新一代机器人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融合到一起，便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律，指挥机器人工作的芯片更新速度远远快于工人技能的转换，因此，替代的来临和实现速度将大大快于以往。因此，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着一个人力资本培养与机器人技术的时间竞赛，人力资本要领跑在机器人前面，即使不能最终战胜后者却至少赢得一定时间，所以必须加强着眼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培养，而不是很容易就被机器人打败的具体技能。
当前，人们对世界经济有一个判断和一个期待。这个判断是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下行的长周期之中，或者如一些人用“新平庸”所概括的趋势之中；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蓄势待发，期待其给平庸的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虽然本文无意为这个判断和这个期待给出确定性的一般答案，然而，我认为，无论上述判断是否成立，上述期待是否可以成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环境和科技条件绝不悲观，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当然，能否抓住相应的战略机遇，取决于决策者的信心、决心和方向正确的政策选择。
西方经济学观察到的长周期，例如以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命名的长波理论，是以科技变迁为起因，资本存量调整为内涵，以利率波动为表现的长期经济增长波动现象，主要是依据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做出的判断。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观察到某种与长波理论预期相符的经济周期表现，也不再必然影响全球经济的整体趋势。诚然，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显著，但是，经济多样化和多极化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也越来越成为必然。
例如，虽然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疲弱，美国经济却显示出较强劲的复苏趋势；在部分金砖国家增长势头放缓的同时，中国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而印度也开始加快增长步伐；国际投资者概括的诸如“新钻11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和“薄荷4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都可能利用方兴未艾的人口红利实现超越周期的增长表现。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组成的“新七国集团”，GDP总量已经于2014年超越了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法国和日本组成的原有“七国集团”。所以，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做出关于经济周期的判断，并不必然反映全球经济趋势和走向。
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动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科技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却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稍纵即逝的，而是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久到可以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年头重合）。因此，被冠之以“科学技术革命”的这几次大事件，产生的是具有“通用技术”性质的新技术及其在各个领域反复经历开发、应用、再开发、再应用的过程，在两次科技革命之间不断掀起创新浪潮。例如，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琼斯的计算，美国在1950—199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80%的贡献来自以前发明的科学创意的应用（转引自Cowen，2011）。不过，这种不构成科技革命的创新活动，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有赖于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大规模投入。
一般来说，每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后，处于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会率先应用新科技加快经济增长，随后，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后起国家相继跟进，应用新科技加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所以，越是距离上一次科技革命时间较久，越是临近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科技的机会窗口越大，赶超的成功率反而越高。就总体科技发展水平来说，中国尚未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也意味着我们仍然具有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即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创新驱动增长。无论下一次科技革命的重点领域是什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都必然是中国充分挖掘现有科学技术存量，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支撑性技术。
美国经济学家柯文曾经做过一个判断，即互联网等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攫取公共资源，投资于仅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不能有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他还用这一判断来解释美国经济的减速（Cowen，2011）。可惜他的这个判断被后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证明是大错特错了。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恰恰呈现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显著地降低了创业和创新的成本。这方面，不仅体现在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所论证的因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甚至到零）而改变了生产者进入门槛，还体现在因交易费用显著降低而改变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
过去，从事任何创业和创新活动，首先要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即需要支付一个临界最小初始投资，表现为沉没成本。实际上，这个沉没成本的规模有时是相当大的，以致小投资者难以承受。在这个沉没成本的投入期间，很多初创者如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可能就夭折了。但是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很多沉没成本只需一次性支付，任何人一旦支付了这个沉没成本以后，个人排他使用还是吸引大家都来使用，对提供者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无论使用的人有多少，初始投资者不仅不会有损失，可能还有收益。这个时候对那些用户来说就变成零边际成本的时代。因此，每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如时间、技能、创意都可以按照按需供给的方式得到利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真正具有了分享经济的性质，因此，赶超国家可以从科技革命中获益，以降低了的门槛利用科技成果，从而保持更明显的后发优势。
发挥后发优势并不意味着推行赶超战略。后发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龙（2012）发现，后起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倾向于政府过度干预、更多倚重大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平衡，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格局。事实上，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大多提出类似的政策建议结果，因此形成的僵化体制本身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妨碍了实际的赶超结果。因此，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科技赶超步伐，也要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特别是通过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从挑选赢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