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本届大学生们经历了独特的生存体验。时不时的封校、网课，改变了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泡泡里，过着外界无法触摸的二手时间。我们找到了一所985大学的3个大学生，他们有的面临工作，有的面临考研，但无一例外的，都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他们讲述了疫情以来，断断续续的隔离人生。
隔离点有四个，外表上看都是一排排规整的白色板房，相对而立，旁边只有树林和农田。但内部条件相差悬殊，有的是酒店的装潢和设计，有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里两张上下铺，有人在楼道里走会轻微晃动。大家管被随机分配的房间叫做“开盲盒”，试图以此消解隔离的艰苦。
方小瑜与学校唯一一例阳性确诊者在同一栋宿舍楼10号楼，她们提前一天被拉去了长清方舱隔离。每天12点左右，发餐员随机敲门的声音，以及大桶纯净水被拖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便会在楼道里回荡。
方小瑜在方舱学会了用最快的速度开门拿饭，以免苍蝇乘机飞进；也学会了打苍蝇，先在微信群里表示歉意（在方舱打苍蝇，整栋楼都能听到霹雳吧啦的响声）,然后将飞进的苍蝇赶进洗澡间，拿衣架和拖鞋当武器。
她想看点风景，摆脱压抑的心情，隔着窗户望去，正对着的是另一栋板房，对面的屋子都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周围没有村民生活的痕迹，像与世隔绝一般。她怕蚊虫和柳絮飞进屋，一直不敢开窗户透气。屋里尽是白墙、白地，以及偶尔出现的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她在里面过了14天昼夜颠倒的生活。
最后一天，她打开窗户，看着外面的太阳白花花的，她感觉“整个人已经麻了，没有别的情绪”。
学校解封后，方小瑜也要毕业了，她在学校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解封第二天，她跟同学约去学校旁边的商场吃饭，出校申请的理由一栏她填了“修手机”。
学校北门摆了十张桌子，从一号桌到十号桌，统统摆满了外卖。拿外卖的同学来来去去，人挤着人，方小瑜回忆起来，北门可从未聚集过这样多的人。旁边不知什么时候起，多了一个陌生的黄色外卖柜，柜子里什么都没有，也没人靠近它。校门口排了几十米长的队伍，前面的同学一个个扫码识别通过南门。轮到她，也顺利通过。接着她站在门外等着室友，看着室友扫码，手机显示出可通行，看着室友将脸对准摄像头，屏幕上却显出一个红叉。人脸识别出现故障了。
“你得再排一次队，或者到旁边等着。”方小瑜隔着门听见看门阿姨对她的室友说。
太阳晒得她焦躁，她冲里面喊：“阿姨，这个系统本来就有问题，她们的扫码能扫出来，就说明她们已经得到批准了。”
因为相同原因被阻止出校的同学，队伍排了很长。他们都在抱怨。阿姨试图维持秩序，说好好好，然后走到机器前，对着摄像头扫了自己的脸，跟大家说：“你们出去吧。”
学校最气派的正南门上一次敞开是2月份开学日，两幢11米高的主塔楼矗立在大理石地面上，东西两向延伸出几十米的弧形连廊，像人主动怀抱时展开了双臂。两侧的主塔楼跟学校正中心最突出的教学楼呈一个“山”字，它一直被视作这所985大学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封校是从哪天开始的呢？回想起来，大家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可可认为是今年3月30日，那天这所北方城市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早上八点可可就收到老师的微信消息，要她立刻回学校，她穿了衣服就往学校赶。可可读公共卫生专业，在位于市中心的老校区，校区内住了很多老年居民，小区和校园融杂在一起。校区主要是医学专业的学生，有很多学生要去医院和疾控实习，所以“从2020年开始，没有完全真正地封闭过”。
但绝大部分同学从今年开学以后就无法出校了。这样算，从2月20日返校，学校实行审批制，到5月22日结束自我健康监测恢复备案制，封校一共92天。
先是出入校门流程变复杂了。疫情后，校门前安装了人脸识别，通过闸口要先登录小程序，填上姓名、学院年级、出门原因。之前填写过的会保留，接着点击“提交”，记录上传，审核成功，就可以面对摄像头刷脸离开了。
原本实行的是备案制，自动审核只需要一分钟，随着防疫政策日趋严格，审核制变为了审批制，需要等待辅导员、学院领导层层审批签字，至少要提前一天申请。
不必要的外出理由会被阻止出校。吃饭、娱乐是最不可能通过的，看牙套、理发也会被劝说延缓一阵，或在学校里面解决。一位同学的电脑坏了，申请出校修电脑，不得不先抱着电脑到学院领导面前跟他演示电脑的确坏了。
快递也分了类。网购的食物、外卖一概不能收，但衣服、饰品、学习用具、家里寄的包裹是可以的。直到5月，外面来的快递统统不准进入校园。
校内的超市成了购物的重要场所。2020年，同学们最爱去的那家超市突然倒闭了，一家著名的线上连锁超市便立刻入驻，建立了线下实体门店。带着更贵的零食、更高端的品牌、更精致的包装：十块钱的元气森林、七块钱的无糖奶茶、68块钱的牙膏。
有一天，可可骑自行车路过西北门，看见学院书记正隔着电动栅栏跟妻子说话，妻子抱着女儿。封校以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也要留守学校，办公室变成了集体宿舍。一间二十平左右的屋子，原来只有柜子、书桌，现在还要在不大的空地处支起折叠床。也有老师带着被子床单进了实验室。
操场成了最拥挤的地方，四百米的操场，一米前后都是人，跑步是几乎跑不起来的。操场中间，有人打麻将，有人打扑克，有人每天带着吉他、音响，弹唱2000年初的情歌《后来》《当》，这些歌曲最容易引来合唱，围观的同学有时能占满四分之一个操场。
学校食堂支起档口，售卖地摊小吃。晚饭后，上下四层楼，40多个档口，螺狮粉、芝士热狗、蛋挞、奶茶，排队的人连起来绕过了五六栋楼，从食堂排到了校门口。
每年大学的毕业典礼，校长都会表彰几位优秀毕业生。2019年，她在演讲时表扬：“电气学院的陈同学，你将创业第一桶金捐赠给母校；物理学院的于同学，你既在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中鏖战群雄，还在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所向披靡；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陈同学，你投身实践、甘于奉献，深入乡村调研。”
2021年，校长在演讲中则说：“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程同学，你在实习期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也收到了‘大厂’的邀请函；数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同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许同学等30多位同学，你们虽来自不同学科专业，却不约而同地把抗击疫情作为研究主题和典型案例。”
一手经验变得稀有。2020年学校官网开放的慕课名单里，一门叫“游韧泳娱-走进水世界”的课程介绍写道：“这是一门关于游泳的教学课程，以技术模块、健身模块、游泳美学为框架，讲述了游泳的起源，游泳的方法和作用。”
另一门“跟着电影去旅游”的课程号召同学们：“跟着《哈利波特》和《阿甘正传》畅游英美。”
大学五年，可可唯一走出校园体验工作的机会就是今年春天的实习，她去的是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所。每个早上可可会在八点走出校门，十多分钟后到达学校对面的医院。每两天她会全副武装，穿着三级防护服，戴着N95口罩和隔离面罩，跟着去省政府为公务员核酸采样。她对实习刚产生兴趣，但3月30日，实习戛然而止。学校全面封校，原来的校外实习改为了课题设计。
隔离结束了，大学还在继续。可可决定考研，她打算考不上就二战。我问可可：“考研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可可说：“就是遵从父母和大环境，随波逐流的选择。”可可读的是公共卫生专业，疫情以后这一专业绝对是炙手可热，2020年全国研究生扩招的四个专业中，公共卫生就是其一。
选择了公共卫生专业的可可无疑是踩中了时代热点。但可可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们去疾控实习的时候，我问了我们老师，你们这两年还在对外招吗？他说这两年应该就不会招了。”
一切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除了报考比、分数线、录取率、考试范围，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摆在眼前，但在可可看来，它们的难度至少是可知的。
今年，可可所在的班级，大多数同学都是保研和考研的。学校专门设有考研教室，教室总是满员。从去年9月份到12月研究生考试，班里有同学早上六点四十，天还不亮就到了自习室，一直坐到晚上接近十一点。
封校两个多月，一晃眼到了五月，学校突然查出1例阳性患者。五月的第二天，凌晨三点，宿舍门响，老师候在门口。李潭得到通知，学校六个校区的一万名学生都要转移去附近的方舱隔离。他下床，开始将牙刷、毛巾、衣服、螺丝刀塞进行李箱。他跟舍友一边收拾一边聊天，收拾好了之后，又被提醒忘记了某样东西，反反复复，不知不觉天亮了。
一大早，白色大巴车占满整个马路。提着各式各样行李箱的同学戴着一模一样的N95口罩和手套排着队在马路上穿行。街边小店的卷帘门紧锁着，柳絮在空中肆无忌惮地横飞着，路边生出了杂草，街上变得好静好静。李潭提着行李箱，站在北校门门口，“春天真的过去了。”
转移时间从早上7点推迟到了下午两点，他补了一觉，还算精神，在接近30度的高温天气下，跟三十个陌生同学在一辆大巴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大巴一路向城外驶去，走上一条山路，阳光透过碎云，斜斜地照射在山峰，显出几道光柱，他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去郊游的感觉了。救护车和警车跟在他们身后，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在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学生们表现得毫无忧虑。他们像写景点测评一样描述自己隔离的生活。餐食：午饭和晚饭很好吃，有肉有素还有零食；再是生活设施：WIFI、空调、电视、热水器俱全；接着是服务态度：“会帮大家解决一切问题，做核酸的姐姐也特别温柔”。
对大学生来说，隔离、封闭的影响似乎还是微小的。一位博士生在他的封校记录里写：
“学生这一群体永远都是小我中一员。……昨晚，心脏有些放电般的疼，于是，今天上午去校医院做了心电图。与校医院大夫闲谈，说起封校不进不出时，大夫说：“反正学生没家没啥牵挂的，封就封吧，我们教职工这也太苦了。”
必要的生活里随处都是“不必要的烦恼”。快餐饭盒周围永远沾着一圈油，要在手心垫上几层纸，“小心翼翼地把饭请进来”，再沿着边边角角擦拭一遍；作息时间在这里完全陷入混乱，通常到了凌晨两三点李潭都没有睡意，空调度数开得很低，他盖着被子不想出被窝，拿起手机不知道做什么。
李潭打电话给女朋友，他们被分在两个不同的隔离点，见不到面，每天固定的安排是一两个小时的视频电话。从在一起开始，他们几乎每天见面，而现在他们分隔两地，还不适应跟对方用视频交流。
两个人互相诉苦：我这边没有饮用水，你那边怎么样？今天吃了什么饭？今天的拔丝肉有没有馊掉？今天你那边的方舱里头有出什么问题了吗？窗户有没有掉下来？马桶有没有不通？两个人说着说着就笑了。
“女朋友和阳光都不在身边。就让人感觉好像是被抛下的一样。”李潭说。
李潭和女朋友是去年12月确认关系的，她是他辩论队的师姐，大三休学一年后，跟他同班。一整个秋天和冬天，他们约着一起自习，到了傍晚休息的时间，他们一起散步，一起走出校门，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大明湖。
他跟她吐槽没有意义的实习，领导让他设计海报，用色要五彩斑斓的黑。他们从工作的无意义感，聊到福柯的全景监狱、伦理学的语言假设。爱情将他从“不知道一天是怎么过去的”校园生活中解救了出来。
在方舱，看书和写论文都给荒废了，倒是学到了些生活技能：如何应对马桶漏水？找塑料条垫在洗澡间地板的缝隙，再拿棍子把马桶槽里的拨片拨正；如何过滤出干净的水？把口罩剪开，抽出中间一层的无纺布，然后拿口罩绳子将无纺布缠在水龙头上。
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李潭几乎每晚都和辩论队的队员们泡在学校西门的肯德基讨论辩题，直到10点55分，在宿舍关门前的最后五分钟冲进西门。整个肯德基几乎是被他们占据了，有做指导的学长学姐，有帮忙查资料的队员，十多个人挤在一起，被肯德基暖黄色的光包裹着，一边吃着汉堡，一边讨论辩题。那样的氛围在2020年秋天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我们只享受了半个学期正常的校园生活。大一上，很快乐，非常快乐，是一种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好可惜的快乐，可那样的快乐只有半年。”
那时走在校园里，没有人戴口罩，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和一张张活生生的脸。老头儿、老太太带着小孩在学校的小广场玩啊、吵啊，让李潭感觉，“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生命力和希望的”。
那时校园里的同学，有人急匆匆往前冲，有人闲庭信步，大家各有各的步调。走在路上，总能偶遇几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同学，那是大学的美好之一，与新鲜的面孔相识，跟他们打个招呼，随意聊聊。当大家不得不戴上口罩，将自己的生活收缩在三点一线的框架里，甚至在宿舍的小房间里后，那些面孔似乎成了手机里的符号，仿佛他们从来不曾真实存在过。
自，李潭便不再想听课了。所有课程都变成了网课，没有人在意你是否是个认真听课的“好学生”。李潭会在早上七点五十醒来，登陆腾讯会议，点开静音键，然后转身回到床上。在家的时候，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散步、买菜、遛狗，偶尔见朋友。
他早已厌倦自己的专业。他开始停下来寻找新的方向。他漫无目的地逛B站，搜到了北大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的“中国哲学课”，杨立华用时代问题作为线索，串起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他一集一集跟着学。
李潭打开了哲学的大门。他在讲庄子的课程中记下笔记：
“人总是在不知之化当中。在盲目的大化流行面前，人是无可奈何的，对人而言，最坚硬的客体莫过于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不得已’。”
“人在变化面前的不由自主，揭示出了更主动的他者的存在。”
今年三月，李潭为全国“新传杯”辩论比赛打了场模辩。那是一个各高校间组织的联合辩论赛，改为网辩之前只在北京举办，也只有北京的学生参加。2020年开始，成了全国性比赛。
今年他们拿到的辩题是：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应不应该提高？
李潭和队友们为正方：应该提高刑罚。他们搜集了所有网上的资料，分析罗翔和车浩关于这一议题的文章。他们建立了一个政策模型，主张刑罚应该提升。
队员们对这一辩题兴致勃勃，虽然解封还遥遥无期。他们白天在各自的自习室查资料，晚上在学院楼的走廊碰面。大家在走廊的拐角席地而坐，那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肃清的冷白色灯光自天花板打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辩论。
模辩那天，队员分成了正反两方，因为是网辩，所以他们分开坐在两个教室，面对着电脑，戴着耳机。李潭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好像电脑背面的一个虚拟的敌人，一个假想敌。”旁边队友的说话声几秒钟后会从耳机里再次传出。一个有些怪异的场景，大家面对面，却要通过屏幕来交流。
正式比赛，李潭和队友们败给了首都师范大学。和所有互联网上的论战一样，网辩的确会让双方更容易跑题，更容易情绪激动，更容易因设备问题出现意外的结果。一场失败的、不正式的、无足轻重的网络辩论比赛，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不少校内活动都取消了，但是校内辩论比赛，学生们坚持要办，又是找联络学生会，又是去团委走审批。他们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讨论与当下息息相关的议题。去年的辩题包括：
决赛的辩题是“当代青年面对‘内卷’应该/不应该选择佛系？”题目是李潭出的，“内卷和躺平好像已经是大学生活一个比较核心的部分了。”周围的同学一分为二，一边是内卷，一边是躺平。躺平的人会时不时发朋友圈美食九宫格，配文：不要再卷了。内卷的人会在书桌上贴标签，写着：拒绝躺平。
在学校，辩论队和广播台的活动给了他意义感。“不是对这件事业，或者这个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而是获得了一些新奇的生命体验，或者是在某一方面有所长进。”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从2020年秋天起，李潭也就过上了每日出入自习室的生活。自习室像极了高中的教室，每张桌子都摞着半米高的书，固定的座位、固定的时间，每天来的人都彼此认识。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唯一不一样的是，随时都可以离开，这是大学的自由。
李潭了解哲学，但没了解保研。大二回到学校，班里的考研派、保研派、出国派都各自为伍了，同学们提前计划起未来。李潭大一的成绩位列全班后30%。当他了解到保研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保不上研了。他默默决定，从新闻转向哲学。他在网上搜索考哲学应该从哪里学起，网上的经验贴都是为应试准备的，为求速成和高效，书单都是考研范围内的教材。他要从基础学起，先买了一套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
李潭总在宿舍楼15层的电梯旁喝酒，那有个小门厅，灯泡坏了，但不打紧，他喜欢。李潭好酒。2021年一整年，他喝酒167次，酒量出奇的好，10罐、20罐的喝。能出学校的时候在学校外的地摊、校门口的小吃街。封校了，就在校园里四处寻找角落，他躲进了广播台，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隔间，里面只有沙发和两张桌子，桌子摆着啤酒和小吃，手机播着马三立和郭德纲的相声。
后来他发现了门厅，于是拿着啤酒，带着牛肉干、葡萄干或是蚕蛹往那儿一坐，正对着有一个大窗户，能看到学校外的街道，车水马龙，路人熙熙攘攘，店肆的招牌都亮着光，有一家潮汕火锅店，每次看到时，门口都坐着好多人等位子。
5月22日，正式解封第一天，李潭决定回家。现在，李潭也寄希望于考研了，用读研究生的时间来填满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坐冷板凳，更多时间的看书，更多的时间从事“作为人的基本存在形式”的那一类劳动，比如在下午四五点，阳光刚刚好的时候，他可以坐在家里厨房的角落，剥去蒜皮，脑子里想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早上八点，他带着两个行李箱，推一辆电动车，经过消毒液的喷洒，穿过学校门前的缓冲区，平常没有人会走这道门，这里只留了一个出入口。门卫努力推开一条门缝，叫他挤出去，然后打开了第二道门——一个可伸缩的铁门。他走出校门，马路上人来车往，店铺也都开张了，只是有家炸鸡店关门了，似乎一切如常。他好久没在外面行走了，感觉“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的”。
离去前，他回头看看学校，一时间很恍惚，上一次从校门走出的画面在他脑海里闪过，“这一整个学期，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