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的大背景，像远山后面时隐时现的阴霾，更反衬出春城的阳光和煦与白云、蓝天、长虹的壮丽，我的小学生活就是在这背景下展开的。”西南联大附小校友张企明深情地说。
确实，西南联大附属小学这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著名小学，这所连续八十来年扮演着云南小学教育领头羊、排头兵角色的小学，已在我国基础教育史上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追溯这所学校的办学历史和办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仍然有着很好的启迪意义。
在国家危难之际，西南联大迁滇后，除了师生经受艰难困苦，随迁而来的联大教职员亲属也遭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中幼小子女们的教育也是一大难题。
联大很快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1939年9月19日，联大开始计划筹设附校。1940年7月10日，联大正式成立了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学校全称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设学校”。9月3日，入学考试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9月21日，又举行了第一次教导会议，议定10月21日开学。随之，日军侵入越南，昆明空袭频仍，只好改到11月1日开学。然而，临近开学日，空袭状况再行加剧，只好再次改缓。经过几番波折，1940年11月21日下午2时，在省立昆华工业学校大礼堂，联大附校终于举行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办校之初，分中学部、小学部和幼稚园，录取学生310人。其中，附属小学六个年级，初中三个年级。
频繁空袭下，为了教师和小朋友的安全，学校不得不调整上课时间，使用便于携带的教具。小学一、二、三、四年级上午无课，下午3时至6时上课，地点在昆华工校东面的几间教室；五、六年级和初中各班则从上午7时半出发，疏散到西郊黄土坡以东的露天上课。
为了适应这移动的课堂，附小同学上课时只好使用可以折叠的支架，支架上放上一块用油漆漆过的木板，就算是课桌了。每天，高年级的小朋友们就坐在马扎上，在简易“课桌”旁听老师们讲课。如果露天有阳光暴晒，就准备一柄大伞和油布，用以遮蔽日光。到了中午，老师和小朋友们凑在一起，喝一点稀饭，啃一点馒头，就算是午饭了。露天上课结束后，下午3时，师生们又返回学校，在室内上课（疏散时带去的教具则存放在租用的民房内）。
“这些办法实行起来固然不容易，但是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的作风。”（魏泽馨《校史》，载1945年12月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第五周年纪念特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空袭的威胁妨碍了课业的教授，各年级只好借用全校的团体活动时间来补课，但也必须保证每周至少能有一次团体活动。
1941年8月，联大附校改换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小学校”。经过两年的办学，班次不断得到扩充，人数增多，中小学合在一起办学，管理和教学上已多有不便。于是，1942年8月起，联大附校中学部和小学部完全分开了。附小就以坐落在大西门外联大新校舍西南边的“浙江享堂”（举办丧事和停灵的地方）为校舍。附中则搬到北门街南菁学校上课。
附小始终有远大而踏实的办学梦想，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小公民作为自己的教育目标。其办校宗旨有二：一是认真教学，对学生进行娴熟、正确、迅速、丝毫无误的学习训练（DRILL）和彻底、明白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培养；二是进行教材教法的实验性创造。
在学生录取方面，实行严格的遴选标准，在符合入学年龄标准的前提下，入学考试（1940年五、六年级的招生考试须考算术、社会、自然、作文、默读五科）如有一科分数为零分，概不录取。行政工作方面，在附校主任（相当于校长）之下，仅设教导、事务、出纳、会计四课（相当于今日之“处”，会计主任由联大会计主任兼）。另设辅导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生活指导委员会和设备委员会，同时以教导会议为全校最高审议机构，力求行政与教学合一，互为联动。
在学生工作方面，学校注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注重在实际生活中养成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身体方面，除了通常体育卫生的功课之外，我们希望能与家庭通力合作，使儿童不染上寄生物、皮肤病以及其他可以避免的传染病，积极注意儿童身体的正常发展和卫生习惯的养成……在这样家庭学校双方小心操护之下，个个都可以茁壮起来。至于心的健康，卑之无甚高论，只求学生有‘出息’，能作的自己作，能受的自己受，当能负责自己负责，可尝试的鼓励他去尝试，遇到困难去设法克服……”（黄钰生：《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设学校成立趣旨》）在价值训练方面，尤以名人传记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为主要教材。对于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学校专门召开级务会议讨论教育学生的方案，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则设奖学金以资激励。
在这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对每个小朋友来说，品德的养成极为重要。王佩华校友回忆：有一天，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周围的同学立刻起哄：“说丑话，喝泻药！”他们一面有节奏地喊，一面簇拥着我走向校医室。“说丑话，喝泻药”是学校培养文明习惯的一项措施，我不幸撞在了枪口上。看热闹的人越跟越多，我羞愧难当，满腹委屈，哭泣着、辩解着、挣扎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勉强喝下“泻药”。那味道淡淡的，不难闻，也不难喝，喝了也没有拉肚子。事后我想，那恐怕是一杯普通的蒸馏水，加几滴小苏打。“泻药”之说，是用来吓唬你，让你牢记不忘的。果然，这杯“泻药”让我终身受益，在其后的时光里，我沦落到生活的底层，经历过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却没有沾染出口成“脏”的恶习，我得感谢那杯“泻药”。
不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
学校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小学生的个性发展。不磨灭孩子的棱角，重视和保护小朋友的个性，关心小公民们的身心健康，通过美术、音乐等特长的培育，广泛开发小同学们的个人兴趣和内在发展潜力，是联大附小一贯的做法。
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附校主任黄钰生在附设学校“成立趣旨”中说：“我们宁愿要顽皮淘气的孩子而不愿要无生气的孩子。根据这种认识，本校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加以爱护，对于艺术、音乐、劳作、团体活动等解决表现自我的科目，将特别注意。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踏践天才，例如图画，小孩子谁不好画？在儿童与物之间、儿童与人之间、儿童与事之间，碰着却是难免而且常有的事，教师虽然关心，而决不做褥垫，作靠山、围墙、代劳的使者。孩子们在现实的雨阳中长成人，而不是在暖窖中熏出来……本校同人对于儿童个人兴趣必须小心翼翼地培植灌溉。世界对于儿童总是新鲜。”
“年轻的园丁精心培育幼苗”，这是联大附小的孩子们快乐成长的重要原因。曾在联大附小任教的刘瑜老师说：“朝夕与那三十名学生相处，感情上打成一片，学习精神旺盛，竞争力强大，因每周，每年级一定有演说、壁报、清洁、游艺及体育上各项活动的比赛，人人有一显身手的机会，教师便助他们争取光荣胜利。”
在如此氛围下，孩子的天性受到了滋养。闻一多先生的幼女闻惠羽（爱称“小妹”）抗战时期也曾在联大附小念书。和别的小朋友一样，闻小妹也做过追鸡的游戏。她留下了小诗：“我追鸡，鸡叫，躲进草里，鸡天真，草也天真……”她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帮家里剥蚕豆，于是有小作品《一个大豆》：“一个豆，脱下他的衣，/里面好像天，拆成两半，/一个会哭，一个会笑。”1944年5月初，闻一多全家搬回城里，她又写下了《乡村跑了》：“又美丽又好玩的小乡村，/黄花香，绿草嫩，跑到那(哪)里去了呀!/我在昆明，他在那(哪)边呢?”
就算是因陋就简的体育活动，也受到孩子们热情的欢迎。冯钟潮校友回忆说：“1945年,我在西南联大附小读三年级。学校只有几间分散在两个院落简陋的教室, 这还是好不容易筹到的。操场紧邻一片坟地，在三棵大树间钉了两个秋千，另几棵树间钉了几块木板作为体育和游戏的攀登架，这几乎就是全部，但我们的老师非常好，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生动活泼的全面教育。”
学校要有学校的文化气氛和生活气息。在老师们的指导下，附小同学经常出版《附小壁报》，合唱团经常有精彩的表演，儿童节还表演话剧，图书室也主要由小朋友自己管理。校园内还有菜圃，班级之间经常评比种菜能手。附小校园的路边栽满了鲜花，小朋友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简陋又美丽的校园。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联大附小的孩子们养成了勤奋学习、爱好读书的好习惯。吴庆宝校友说：“联大附小有一个图书馆，书可以借回来看。我就一本一本接着看，有的时候看着有趣的就一边走路一边看，那时候路上没那么多车。昆明的路脏极了，大小便什么东西路上都有，踩着也保不住，但就是为了看那书舍不得放。这不单是我一个小孩，我觉得联大附小的孩子们都是这样。”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直以来，联大附小的办学深受各方好评，尤其是深受学生的拥护。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小有一支敬业爱生的教师队伍。从校领导到普通教师，都倾其所有教授、爱护学生，既是同学们知识的传授者，又是品德修养的楷模。
附校主任黄钰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对于联大附校的创办，他认为：“这是平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我的得意之作。”对于这一得意之作里面的孩子，他充满了父母般的喜爱。在联大附校，他的“摸头之乐”极为有名。他每看到学生健康成长，就发自内心地喜悦和慰藉。他自己说：“我爱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见到他们，我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感到这是一种乐趣，我称之为‘摸头之乐’。”
联大附中附小都延揽了不少人才，联大的不少毕业生，或在这里任教，或在这里实习。翻译家严复之女严倚云、后来成为人口学家的戴世光夫人施宝贞等都曾在这里任教。附小教师刘瑜回忆，附小“对教师的要求是热心全力，不许有任何兼职(写作及对学生有益的活动例外)，一旦发现兼职，马上辞退，毫不容情，所有时间不分昼夜，要为自己班中的三十名学生服务，每人的个案追溯、性格、品学、健康、思想行为等必牢记心中，随时有被查问的可能，待遇比别校高，节数比别校少，但干起来仍是日以继夜的忙”。对于来校实习的学生，学校要求要按照一定时间讲授一定教材，在职教师则随堂听课指导，以训练和指导实习生的授课能力，绝不让实习的应有效果落空。
张企明校友回忆：“老师中有不少是正规大学或师范院校毕业的，也有联大老师的家属，素质和水平都较高。师生关系大约受联大校风的影响，远较后来我到北平所上的小学更为平等、亲切。师生间相敬相爱，一片蓬勃向上欢乐融洽的气氛。”
这些师长，不仅有着过硬的教学本领，同时更有着吸引学生的人格魅力。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极端热爱，以及浓烈的家国情怀都始终影响着学生们。戴汝为校友回忆：“回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我庆幸走的不是一条‘读死书、抠分数’的窄路，那时在西南联大附小、附中确实聚集了一支思想开明、作风民主、学术有成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巧妙而自然地结合，将做人的美德和渊博的知识，像大动脉输送新鲜血液一样传播到我们的头脑中。是良好的中小学教育使我树立了做人的准则、打下了较全面的文化知识基础，并培养了我们的广泛兴趣。老师对我们管而不死。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民主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我。少时的熏陶往往影响人的一生，这一信念及作风，后来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
联大附小校友吴植榛和冯姚平在《母校颂》中写道：“昆明，永远占据我们的心灵。回忆起西南联大附小，就像回忆故乡和母亲一样。亲切的乡音、难忘的风土人情、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勾起无限的童年遐想。”对母校充盈着满满的浓情爱意。
爱，正是联大附小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和任何一所学校一样，联大附小有自己独特的校风。这一校风，来自联大“刚毅坚卓”的文化滋养，也来自南开学校活泼自由的风气。附小继承了西南联大的团结精神，1941年起就制定了自己的三环校徽。校徽呈三角形，上平下尖，白色为底，三方镶一道紫边，正中的上方为三个黑色的连环交叉小圆圈，代表附校隶属于抗战烽火中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白紫为清华、南开校色，白黑为北大校色）。圆圈下为“联大附校”四字。
附校有自己的校歌，由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所作。全词为：“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我们要活泼精神，/守秩序，/相敬相亲。/我们读书要认真，/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发愤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
这首校歌是“熏陶集体精神的文艺”（黄钰生语），其主题词为“有爱没有恨”“好好的做个人”，强调附小要培植和祥慈爱的教师与天真活泼的儿童，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应该是相互欣赏，共同成长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小朋友对师长的崇敬、教师对小朋友们的爱抚、小朋友之间的友爱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附小的校园里，处处充满着和谐和快乐。
“有爱没有恨”，就是要摈弃偏见、嫉妒、虚伪、抱怨、烦恼，将爱与善传染整个校园。在这样的氛围里，小朋友们的生活充满了互助与快乐，整个校园富有生趣。爱的陶冶孕育了人们期待的教育效果，以致到了大雪纷飞的日子，联大附小的小孩子竟可以将年轻的女教师“雪葬”，将其变成“活雪人”，欢声笑语传遍校园。
孩子们当然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也正是在这样的育人文化、伟大的爱力熏陶和培育下，孩子们“生活在爱的歌声里，烦恼根本挤不进去”（弗特：《教育之光》）。所以，“我们经过附小时，嗅着花香，看着花色，便想到在这儿有个花圃，里面培养着中国最宝贵的花朵。”（黄钰生：《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从联大附小走出的这些宝贵的花朵，都竞相绽放，成了祖国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桢干之才。他们中有钢铁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长、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徐匡迪，中国模式识别科技终身成就奖和中国系统工程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中国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霍裕平院士，电工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严陆光，著名作家宗璞，著名翻译家、《拉封丹寓言诗》译者远方（胡淑云），著名社会学家潘乃谷，著名画家闻立鹏、何宝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严四光，汤用彤之子汤一玄，沈从文之子沈龙朱、沈虎雏，冯至女儿冯姚平，楚图南之子楚泽涵等。众贤荟萃，群星闪耀，这是联大附小精心培植和影响下结出的累累硕果。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后，留昆的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联大附小也随之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并于8月1日发布了首批招生广告。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学脉赓续，千金难易。在联大附小办学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附小人秉承联大附小时期的办学传统，勇于开拓，持续创新。他们始终憧憬着：“我有一个美丽的理想，我有一个美丽的希望，它牵引着我的脚步，走上宽广的道路，给予我的心，以不断的希望与安慰。因此我不寂寞，我不凄凉，我可以架起生命的小船，把理想当舵，把希望当帆，乘着海上的风浪，航行到遥远的地方……”（1947年11月21日校庆献词）
这从光荣历史走来的“有爱没有恨，好好做个人”的精神火炬，必将传得更久更远。